一
自「五四运动」以后，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一直贯穿于文学史中。思想改造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系统工程，因为文学家思想蜕变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转换过程。文学家在这种思想蜕变的过程中，不断地对自身及文学的作用和角色位置进行反思。文学家的身份认同、文学家的创作态度和创作倾向、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等问题一再受到文学家的关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反思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加强。无疑，这是文学家世界观发生改变的内在前提，也是文学理论向更加新的形态转变的契机。经过自觉的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自觉走向工农大众，在生活以及思维和言说方式上，都极力向人民群众靠拢，文学观念同、社会生活观念渐至合而为一。
然而，文学家在心态和话语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基于「脱胎换骨」的理想追求，抛弃了原有的文学观念，向工农大众靠拢，但同时把原来习用的思维和批评方式也给扔掉了。尤其是解放区的作家和家，为了接受工农思想的改造，他们放弃了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所接受的以个体本位为中心的西方文化观念和近代启蒙思想，主动介入到解放区主流文化的整合机制之中，以求得思想和感情的新生。
文学创造主体在这种蜕变时期的特殊心态，不能不到文学理论的创造特质以及相应的形态表现。解放前夕，批评界以社会学的观点甚至以政治批评取代审美判断和的现象十分普遍，情绪化、政治口号式的定性判断代替了的，科学的文学理论退化为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建国后文学界左倾和机械唯物论倾向的发展，实与这一潜藏的种子有关。
这种理论蜕变虽属的必然，但蜕变付出的代价却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因为这一蜕变使得文学理论失去规范。文学理论失范表现在文学信念的政治化、思维的简单化、批评心态浮躁、批评语汇的意识形态化、批评模式的单一化等方面。当然，上述情形有时会在一篇文章中同时体现出来，论者在此如此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
当时文学理论失范的情形大致表现为五种类型，论者将通过有关理论文章的个案分析，阐明这五种失范类型的特点，并在话语的层次上对失范原因进行分析。
二
文学理论失范的第一种类型。文艺家不是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通过创作实践形成一种新的艺术理念，只是接受了一种新的政治信念，并以这种大众共有的政治信念代替了原有的艺术理念。政治倾向成了衡量文学品位的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茅盾在《关于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中说：「姑不问你写的是甚么，写给谁看，先问你站在甚么立场写作，如果立场错了，写甚么都会成问题的」1。邵荃麟的见解也颇有代表性。他在论述文艺的真实性时说：「艺术的真理事实上也就是政治的（阶级与群众的）真理，文艺不是服从于政治，又从哪里去追求独立的文艺真实性呢？」2
在以政治为衡量文学的价值砝码的状况下，文学艺术本身的就会被有意识地忽略，受到人们尊崇的就会是那些意识形态意味较强而艺术水平粗陋甚至较差的文艺作品。夏征农在谈论文艺问题时并不回避这一点，他说：「今天我们应该特别推荐和表扬的，乃是那些虽然技术并不十分高明而是正确的描写工农兵的作品，而不是那些虽然技术上看去并不怎样坏，但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3
在政治至上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不但文艺自身的规律显得无足轻重，文艺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也显得是次要的了。杜埃在〈追形势〉一文中说：「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为伍；到工作所需要的地方去，把工作放在自己的手上；为了工作，有时是必要放弃自己的爱好和兴趣的……服从工作要求应该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最欢迎的事情。不要把文艺放在第一，工作放在第二」4。
这种情形与40年代文坛前期的状况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40年代前期，文艺家虽然也承认政治倾向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前提下来认识和看待政治的作用的。而且无论是作家或理论工作者，都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和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文艺家在服务于民族战争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恪守本职工作，认真地探索和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唯政治之马首是瞻。他们对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倾向也有所警惕。抗战初期，周钢鸣提出，「今天我们文艺批评的任务，对于作品不应当是仅偏于社会学的分析，而同时应当更着重于美学的要求，这样才能提高文艺作品艺术的质量」，「这是今日要建立文艺批评的第一个重要的中心任务」5。诗人蒲风还从批评实践方面，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文学批评政治化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忽略对作品艺术特质的分析，是无法把握到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实质的。政治化批评的特点，在蒲风看来，就是对作品「不分析其艺术的形象」，「或断章摘句去寻找作家们的毛病」，「不晓得在全体的创作经验上来看各个作品」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