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翻译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学者对翻译的认知都从未脱离过“忠实”二字，而大多数译者也将“忠实”视为自身翻译行为的衡量标准。但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翻译中存在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则似乎与此恰恰相反。笔者在对此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引证举例，说明“忠实”原则与“创造性叛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后者是前者更深层次的展现。
关键词：忠实;创造性叛逆;翻译;翻译主体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evolving, whether it is academic period for which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are never out of the "faithful" word, and most translators will also be "faithful" as its own translation behavior Metrics. However, by the French literary sociologist Escarpit (Robert Escarpit) for transl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translation of creative treason" phenomenon, it seems to be just the opposite. The author of this ques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try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by reference, for example, that "faithful" principle and both the "creative betrayal" are not antagonistic, and even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 is the former deeper show.
Keywords: Faithful; creative treas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body
一、“忠实”与“叛逆”的内涵和客观存在
道罗夫曾这样定义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传达的忠实和全面是翻译区别于转述、简述以及各种改写之所在。)”[1]可见，“忠实”不仅是翻译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判断翻译品质的重要标准。仅从这一点来说，由埃斯皮尔提出的创造性叛逆，在译者们来看，无异于是给他们扣上了一个“不忠”的天大罪名，因此也有人说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创造性叛逆，那么译者不就是一个对原作者和原著，甚至是对读者的“反逆者”。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叛逆”是否完全等同于“不忠”，又或者说“忠诚”又是不是代表了在“创造性”上的无作为?
所谓忠实，是指译者不但能够准确理解原著，并且能够运用译语正确的表达。当然，不同文本对于忠实的程度要求自然有所不同，仅从文学文本的翻译来看，除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表层含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深层内涵，那么自然其翻译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交际，还应该包括实现情景的再现，以及语言美感、文化内涵的传达等方面的价值。因此，译者必须顾及译入语读者的全面感受，确保他们能够从译作中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美感体验。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自然就会携带着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正是这种差异让原文与译文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或者说实现绝对的忠实。这就使得译者不得不去面对“创造性叛逆”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它都是一个无法改变和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事实上，任何一部作品从脱离作者的那一刻起，无论是读者还是译者，他们任何一方对于作品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首先，需要搞明白的是“创造性叛逆”包括“创造性”和“叛逆性”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译者对作品翻译的过程，其实也不过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原文内在的阅读和接受范围。所以这种由不可避免的“再创造”所带来的“不忠”其实并不能代表叛逆，而恰恰是想通过语言层面上的叛逆，来实现翻译目的上的忠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译者虽然主观上想要忠实原文，但事实有可能是忠实性的创造，但也有可能会歪曲了原文，这就是埃斯皮尔所说的“创造性叛逆可以定义为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2]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优秀的译者想要打造出高质量的译作，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忠实和叛逆的两难境地。这两者并不对立，只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是忠实多一些，还是叛逆多一些，或者不如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创造叛逆，才能更好地务于忠实。只有当两者取得一定的平衡，才能够为读者呈现出一部部灵动的译作。
二、翻译主体与创造性叛逆
目前，学界关于翻译主体的定位有两种，一种从涉及翻译活动的大范围来考虑，认为翻译主体应该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方面;另一种则仅仅从翻译行为的本身来考虑，认为无论是原作者还是读者，都不过是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所以翻译主体仅仅被限定为译者。在本文中，我们承认翻译活动中创造性叛逆现象的存在，换言之，即我们承认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的创造性行为和翻译创造的主体地位，所以笔者在本文中，将翻译主体确定为译者，以便进一步清楚的讨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以及影响。但需要明确的是，这并不代表原作者和读者在创造性叛逆中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无论创造性叛逆是否出于译者有意识的行为结果，它始终无法脱离原作者在创作原著时为其倾注的原始生命力，包括它内在的思想、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等等，亦包括外在的多种多样的文学表达手法和形式，也就是说，创造性叛逆始终保持着对原作者和原著的忠实。
德国著名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说：“在我看来，每次翻译都是一次企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位译者都必然被两大暗礁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拘泥于民族的特色而损害原文，或者过分拘泥于原文而生吞活剥――”[3]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会有意无意的在翻译过程中留下自己“个性”的烙印，也正是由于这样，翻译史上曾出现了许多译作甚至要好于原作的现象，比如德国人就认为斯莱戈和泰格合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就比原文的好。就像郭沫若所说：“我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他的诗就像是我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4]这里的“创作”，事实上就是在说“创造性叛逆”的现象。而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译者与原作者两个不同的个体，在世界观、审美、经历、立场、能力等诸多主观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无法实现信息完全对等的客观事实。正是基于这些主客观因素最终造成了在翻译时对原文信息或遗漏，或延展，或扭曲，或背离的等等现象，当然，这与我们所说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不能完全的画上等号，但也就是出于这些因素，创造性叛逆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姿态，因此，我们说创造性叛逆具有多样性。
例1，对于《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中 “It was her best face physically that was now set against the south wind.”一句的翻译。[5] 译文一：现在迎着南风而摆出来的那副面孔，正是她的形体方面表现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种。
译文二：而现在她那张迎着南风的面庞却正好处于肉体美的极致。
译文三：现在，当她迎着南风向前行进的时候，她的面容是处于最美的状态。
译文四：此刻南风拂面，她的脸颊最为妩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