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一天
八点起。十点乘作协车去外文书店和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取书，十一点一刻回家。读《参考消息》。下午两点，金公来接我和萧珊去友好大厦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五点一刻回家。五点半前朱梅来。六点后和萧珊同朱梅去四川路德大饭店吃“鸡素烧”，辛迪后到，饭后同乘二十路无轨电车，到上海咖啡馆喝咖啡。九点和萧珊坐三轮车返武康路。听广播。看余思牧著作的校样。读书和《参考消息》。一点半睡。汇款七元八角给世界知识出版社，预订《国际问题译丛》全年。收到东京日本电波新闻社寄来的贺年片。
60年代初，巴金结束四川写作生活回到了上海，他和妻子萧珊和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此后的三四年间，巴金每天开会、看戏、写文章、出国访问，接待友人，怀着相对的明朗轻快的心情，过了一段平静而安定的日子。
巴金有写日记的习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80年代“文革”十年歇笔。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日记》，收录的就是巴金从1962年到1965年间的日记，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每天的生活点滴。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位文坛大师平淡单一却不失意趣的生活。而这平淡有序，原来却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
看电视
上世纪60年代，电视机是极稀罕的东西，只有在高级别干部、有海外关系的高层知识分子以及高级统战对象的家里才会有。要到10多年后，也就是70年代末期，一般人才有机会接触到电视。但那也是很难得一见的，那时候谁家有一台9寸的电视机，已经很了不得。每天晚上四邻八舍的人都会拥过来看电视。
60年代初，巴金的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看电视成了巴老晚饭后最经常的娱乐之一，巴金看的节目林林总总杂得很。既有影片如国内的《新儿女英雄传》、《李双双》、朝鲜的《鱼郎川》，苏联的《伟大的公民》、阿尔巴尼亚的《复兴》等，又有戏剧类的如话剧《兵临城下》、京剧《三打祝家庄》、沪剧《特派员》等等，还有纪录片，一些纪录片像《黄河巨变》、《矿山血泪》，甚至他还会看一些《青少年视力保护》、《雷锋事迹演唱大会》之类汇报演出的电视转播。他在日记里提到，喜欢朝鲜故事片《红色花朵》和匈牙利故事片《黎明》，因为它们都十分感人。
许多时候，他也乐意和柯灵、罗荪等朋友一起看看电视转播里的乒乓球、排球、足球比赛什么的，还有的时候，他则是边看着电视边睡着的。
看昙花
巴金爱花，家里的花园里种着樱花、玉兰树，还有月季、珍珠花、牡丹花等等。他会在早上花上一两个小时看花匠种竹子，帮花工修植木槿树。也会午饭后一个人在院子里为啤酒花搭架子，晚饭后，还常常在花园里散散步，浇浇花，扫扫落叶。有时也和萧珊一起去隔壁胥家看杜鹃花看上十来分钟。自从有人送过来一盆昙花后，夜里看昙花开也就成了巴金的乐趣之一。
他会在日记里详细地记下了每天昙花开的数量。1963年9月10日的日记里写着：“饭后看昙花，七点一刻花初放，共五朵。……九点一刻，再看昙花，花盛开，色香都好。……十一点五十分下楼，三看昙花”。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又写：“看昙花，最后四朵也一齐开了……一点半下楼，剪下一朵作标本。”第二年7月，又到昙花开的季节，翻开他7月6号的日记，写着“昙花今晚开了四朵，下楼到饭厅去看了两次。”7月7日的日记里又最详细记着：“十一点后昙花八朵开放，到饭厅去听法语、世界语留声片，坐了半天，真是花香浓似酒，有一股强烈的甜酒香味。摘了一朵拿上楼来，放在茶杯里。看《赤旗报》。两点一刻后睡，睡前还到楼下去看昙花，有两朵开得很好，同楼上杯里的一朵差不多，其余五朵已开始缩小了。”
晚饭后巴金睡得很晚，一般都要一两点钟才睡。从晚饭后到睡觉的时间，没有白天林林总放的接待、会务等事情的纷扰，是他最放松的一段时间。他总喜欢跟家人和朋友呆在一起。和儿子晓棠下下棋，和妻子萧珊一起在院子里散散步。巴金夫妇好客，所以晚饭后常常会有朋友来聊天、看电视，顾轶伦、王辛笛、罗荪、沙汀等都是常客。巴金也爱听听唱片，吃过晚饭，有闲情又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一边听听唱片一边整理整理画册，补抄一些日记或者看看报纸。听的都是些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和世界语的.留声片。他最爱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赤旗报》和《法兰西文学报》也会时不时地翻翻。兴致再好些，就和夫人萧珊一起，坐三轮车去上海咖啡馆喝手磨的咖啡。等到11点以后，又进入工作状态，他开始写文章，校对和翻译作品、看书、写回信，一直做到一两点钟才睡。有时事情多，会忙到三四点，但第二天最晚也会在八点半前起床。
爱西餐和螃蟹
也许是因为在法国留学过，巴金保留了一些当年的饮食爱好。他喜欢吃西餐。衡山饭店西餐部、红房子是他常常光顾的西餐店。60年代红房子的西餐极其有名，做的是上海最高级的法式西餐。一餐饭的花销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而衡山饭店的西餐部也是养在深闺，一般老百姓光是看到那豪华的酒店都觉得心生畏惧，轻易是没有进去吃顿西餐的勇气的。巴金夫妇倒是常常会在衡山饭店西餐部吃吃西餐。要招待像王辛笛、赵家璧等朋友时，衡山饭店西餐部也是首选的吃点。遇上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或者是纪念日之类，还会去“红房子”好好的享受一回正宗的法式美食。
螃蟹也是巴金最爱吃的，每到10月11月吃蟹的季节，他都买很多蟹在家里，或者和朋友一起上文化俱乐部吃蟹。从日记看来，1964年11月初的时候，巴金几乎是每天都和朋友吃蟹，一次吃两个以上。正餐之外，最爱的就是老大昌的法式面包和蛋糕以及上海咖啡馆的手磨咖啡。至于喝酒，巴金通常是喜欢和朋友们在阳台上喝喝啤酒，偶尔赴宴的时候会喝茅台之类的白酒，有时也还喝当时中国唯一的欧洲朋友———阿尔巴尼亚出口的红葡萄酒。
赶上不必外出的日子，巴金吃的就很简单，很多的时候一碗素面或者泡饭就可以轻松地打发过一顿午饭或者晚餐。
九种语言
巴金的日记里，你经常会看到他写着：“七点起，读法文”，或者“九点十分，读巴基的小说《在血地上》(世界语)”。他的《巴金译文全集》有厚厚10卷本，收录译文的原文来自俄罗斯、法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等好些个国家。逛起书店来，也是最喜欢淮海中路和福州路的几家外文书店。巴金看电视节目，是苏联、日本、美国、越南、朝鲜、阿尔及利亚的影片统统都看。就连听留声片，也是听的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世界语唱片。
有人问他的养子马绍弥，巴金究竟懂几种语言，马说：“英文、法文、德文、日本、朝鲜文、越南文、意大利文、世界语都懂。”如果再加上母语中文，算算一共有九门语言，怪吓人的吧。而且在巴金的众多“职务”中，有一个“职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那就是中国世界语学会会长。他1924年就开始学世界语，不到一年就可以自由使用，还用世界语写作过不少的文章。
忙里偷闲
白天的巴金总是很忙，不是去作协、政协开会，就是要出席各种参观展览、观看演出，难得有在家偷闲的日子，心情往往很不错。他通常会睡上一个半小时的午觉，然后一边听着拉马丁诗《湖水》的朗诵唱片，或者其他法语、世界语的唱片，一边写写文章、回一回亲朋好友的来信，静静地等着孩子们回家来。巴金在写给他九姑的一封信里就愉快记下了这样的生活：“现在窗外正下着大雨，已经下了几个钟头了，还刮着大风，树枝抖得那么厉害!街上涨了水。放学回家的孩子们赤脚走过水荡，边走边笑。我坐在写字桌前，也听得到他们快乐的笑声。”
三轮车
60年代的巴金，虽然社会事务很多，但是并没有专车。只有去作协开会或者出席重要活动的时候，才会有作协的汽车来接送。而那时候出租车很少也很贵，巴金不常坐。偶尔的几次也是因为需要去买很多书运输不方便或者要送重要的长辈去火车站。平时出门他最常乘的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1946年以后，三轮车是上海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就相当于现在的“的士”。它的起价是2毛钱，从淮海路的妇女用品商店乘到外滩只收三毛钱。可是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消费不起的，因为当时无轨电车是4分钱起价，而有轨电车更便宜，起价3分钱，从上海北站到吴淞也不过一毛五。巴金去政协开会、去邮局寄稿、看话剧、买邮票、访友什么的通常都是坐三轮车。但有的时候，特别是遇上几个人一起出门时，巴金会乘26路无轨电车来往，或者就干脆就步行回家。
稿费
60年代的中国的作家里，巴金是当时唯一一位不拿工资的。从解放前开始，他就一直靠稿费生活。192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在上海的《小说月报》连载的时候，他不好意思拿稿费，把它送给一位朋友，后来别人问起来，他说：“我当时想，我写作，是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的话，怎么还要别人付钱?所以，不好意思拿。”
解放后，巴金也一直没有拿过工资。还好比起当时人均四五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水平来说，60年代的稿费并不算低，而且巴金的作品很多，稿费自然不少，维持一家六七口是大大有余的。巴金的稿费常常不定期的来，他每次都会在日记里记下稿费的收入，多的时候上千块，比如说1962年12月31日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来《春》的重版稿酬一千一百零七元。少的时候十几块，像1963年1月12日的《解放日报》元旦“朝花”版稿费十八元。
买书
巴金爱书出了名，三四十年代就爱和郑振铎、黄裳等朋友一起去福州路、外滩一带淘书。解放后更是买书成痴。他大部分稿费都用来买了书，藏书数以万计。1955年搬进武康路寓所的时候，最繁重的活就是搬运这些书，当时，一车又一车的书不停运过来，惊得邻居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三楼一层用作藏书室，却还是装不下，只好运到楼下的汽车室里放着。
60年代初，巴金的生活还挺平静，出门最常逛的就是书店。一有闲工夫，他就一个人乘着三轮车去逛书店，就是忙的时候，逮着个上下午开会、看展览、接待朋友的间隙、也见缝插针地往书店跑。淮海路外文书店、福州路外文书店、新华书店、古籍书店、外文书店、旧书店外文门市部、文化俱乐部都是他最常逛的地方。他还时不时地要去淮海路或者陕西南路的邮局里邮购各种外文书。即使是每次出差到北京，也都不忘记大包小包地拎回一捆捆书。琉璃场、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